头条 | 戈夫曼女儿新著《在逃》在美引发争议_微精选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的著作《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于2014年5月出版以来，受到了美国学术界、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年轻学者戈夫曼成为社会学界的一颗新星。《在逃》是戈夫曼在美国费城一个司法生态紊乱、警民关系扭曲的黑人聚居区实地调查6年的成果，这6年中，戈夫曼与几名非裔青年及其家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融入他们的生活，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然而最近，事态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众多指摘戈夫曼学术不端的声音出现。

民族志畅销书被指虚构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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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包括戈夫曼所在部门的系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系负责人在内的几百名社会学研究人员均收到了一份长达60多页的匿名电子文档，该文档用3万余字细数了《在逃》中的45个“疑点”，质疑戈夫曼研究的真实性及其本人的科研诚信。无独有偶，5月底，美国西北大学法学教授斯蒂文•卢贝特（Steven Lubet）在“新漫步者”书评网站上为《在逃》写了一篇题为“伦理在逃”的评论，称戈夫曼对一些事件的记叙修饰过度、夸大其词。而后，来自学界和媒体的质疑声音不断出现。

事实上，《在逃》虽基于戈夫曼的直接观察和参与，但她改写了可用于识别研究对象身份的个人特征，这在该书的前言中给予了说明。例如，研究地点“第六街区”（6th Street）和涉及的所有人物均为化名，他们的年龄、职业、住处、经常活动的地点以及事件发生时序、在场人数等也有改动。不仅如此，戈夫曼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为免遭司法机关传唤进而连累研究对象，她已将调查笔记和存有相关资料的电脑硬盘销毁。这些做法招致了“戈夫曼为掩饰真相而过度保护研究对象”的疑虑，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和伦理的新一轮讨论。

适度改写符合民族志研究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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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斯顿大学人类学教授拉娜•莱德曼（Rana Lederman）告诉记者，在民族志研究作品中给人物、地点起假名并修改若干细节不是强制性要求，但很常见。民族志研究的特点是周期长（数月或数年），研究者可能与研究对象产生深度互动，而这种互动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研究效果。因此，按研究对象的意愿对其真实身份保密比公开身份更有利于研究。更实际地讲，戈夫曼的研究对象是游走在法律边缘、时刻面临被拘捕风险的非裔青年，他们显然不会同意披露自己的任何身份信息。

多位美国学者表示，研究对象匿名化是民族志研究的“标准操作”，如果研究者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其研究计划书就可能会被所属高校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否决。

数据公开运动挑战保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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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曼对销毁原始笔记的解释是，“我按IRB的要求将笔记和研究资料保存了3年，之后，为避免研究对象受到起诉或公众监视，我销毁了它们”。然而，这究竟是戈夫曼的个人选择还是学科要求，学者的说法不一。

莱德曼认为，IRB对研究者的要求不是销毁数据，而是在一定年限内安全保存数据，美国两大科研资助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还将数据安全存放与共享列为申请经费的条件之一，因此戈夫曼销毁笔记的做法在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其他学科都是不寻常的。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称，有些IRB会要求研究者保存或销毁笔记，这在过去不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点，但当前是一个数据透明的时代，许多科研领域都掀起了数据公开运动，这对民族志学者构成了特殊的挑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扎克瑞•施拉格（Zachary Schrag）撰写了首部探讨IRB对人文社科影响的著作《伦理帝国主义：机构审查委员会与社会科学（1965—2009）》（Ethical Imperialism: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965—2009），他对记者说，因IRB不对外公开其审批流程，外人很难知道IRB究竟提出了怎样的要求以及就特定项目而言销毁笔记是否合适。

民族志研究方法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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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犯罪活动、异常行为、边缘人群等社会敏感点为课题的研究中，戈夫曼的“麻烦”并非个例。那么，是否有行动指南、操作守则能够帮助这些学者，使他们在不逾越法律和伦理道德界限的同时确保研究的真实性呢？莱德曼表示，在社会科学领域暂无此类指导原则。因为，各学术团体有自己的规定，各国的法律法规也不同。比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都会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但美国社会学学会（ASA）和美国人类学学会（AAA）制定的伦理章程侧重点非常不一样，一个学科中的典型行为或值得鼓励的行为在另一个学科中可能就是非典型甚至是应避免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杰克•凯茨（Jack Katz）就此担忧，《在逃》引发的风波会令社会学家今后对需深度接触（政府定义的）犯罪行为的民族志研究畏首畏尾。

原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