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狐娱乐
书名：政治游说——《战国策》译读
作者：朱本军
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2月
《政治游说：战国策译读》之前言
朱本军
这部书最原始的形态只是我读《战国策》的零星读书笔记。随着笔记和思考越来越多，慢慢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当我众参已有的、与《战国策》相关的著作和研究之后，我却惊讶地发现，迄今为止，已有的绝大多数作品对《战国策》的理解稍有偏颇，甚者，没有把握住这部著作的核心要义。因此，我便开始尝试着翻译了几卷文字。这就是这本书的雏形。
写作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得越多，发现我原先了解和掌握的知识越不够，这又进一步激发了我去深入研究的兴趣。回过头来，发现那些原先我不懂或模棱两可的问题，现在也变得清晰了，我个人的知识也因此而充实了很多。随着研究和积累的深入，我开始有一种冲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将《战国策》这部著作的真实原貌展现出来。这便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书。
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虚掷在连自己都不认可、连自己都感觉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至少我写作翻译这部著作的情感就是这样的。我也相信读这部书的人也不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虚耗在没有价值的内容上。所以，为了开宗明义让各位了解这是怎样一部著作，我想谈一谈这本书的思想和与其他同类书的不同之处。
一、刘向与《战国策》
讲《战国策》之前，不管是出于礼貌性的客套，还是出于著书立说的惯例，绝大部分著作开篇都要谈“刘向”和“《战国策》”。这里我也不能免俗。不过，我谈的目的是要探讨和推断《战国策》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对于著作、人物的研究都要驾驭一个不成文的法则，即“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往往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痕迹，更不必说是他用心编纂的一部著作了。在探讨《战国策》之前，分析作者刘向的人生经历是非常必要的。
刘向本来不叫刘向，叫刘更生，字子政。他是西汉刘氏皇族的后裔，其父亲刘德在汉昭帝时任宗正（管理皇室子弟的官职），参与了立汉宣帝，是汉宣帝的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
因为其父亲的卓著功勋，刘更生在年仅十二岁时便任汉宣帝辇郎，专为皇帝引御车，与年幼的汉宣帝同进同出。由于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刘更生本人知识面非常广博，精通儒家和道家方术之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一度被汉宣帝所重用。
二十四岁时，刘更生把父亲刘德治淮南狱时从淮南王刘安处所得的道术专著《枕中鸿宝苑秘书》献给宣帝。这部书载有鬼使神差铸造黄金的法术，汉宣帝笃信神仙方术，妄想取得黄金，于是让有关部门主持其事。结果，根据刘更生所献之书炼金，耗资巨大，却一无所获。汉宣帝以刘更生“铸伪黄金”罪将其治以死罪。其兄阳城侯刘安民念兄弟之情，上书将封邑之半献出为其赎罪，刘更生的死罪才得以赦免[1]。赦免后不久复出，任郎中（官名，皇帝的护卫陪从，随时建议皇帝、备皇帝顾问及差遣）、给事黄门（官名，皇帝左右传达诏命之官），后来升散骑（官名，主要职责：入则规谏过失、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散从）、谏大夫（官名，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给事中（官名，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每日上朝谒见皇帝，分管尚书奏事，负责实际政务，为中朝要职）。
汉宣帝在四十二岁时逝世（执政二十五年），其子刘奭继位（时二十六岁），是为汉元帝。汉元帝时，刘更生又被提升为散骑（官名，主要职责：入则规谏过失、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散从）、宗正（官名，管理皇室子弟的官职）、给事中（官名，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成为当时辅政四位大臣之一。散骑、宗正、给事中这些官职的职责主要是随时规谏皇帝、备皇帝顾问及差遣，给皇帝提建议匡正朝政是理所当然的。汉元帝刘奭身体不好，大权旁落，外戚许、史在位放纵，中书宦官弘恭、石显长期弄权。刘更生便上书汉元帝，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并弹劾外戚，抨击宦官专权误国。结果反被外戚和宦官诬陷，前后两次入狱，免官数年。
汉元帝执政十六年后逝世（享年四十三岁），其子刘骜即位（时十八岁），是为汉成帝。汉成帝即位，起用废居十余年的刘更生（时年四十五岁）。刘更生更名“刘向”，再次出任中郎（官名，管理车、骑、门户，担任皇帝的侍卫和随从），使领护三辅都水（负责京城地区水利、航运、桥梁等工程计划、施工、管理的官），后来升任光禄大夫（官名，皇帝近臣，掌顾问应对，依皇帝诏命行事等），官至中垒校尉（官名，掌北军垒门内外及四城之事，相当于御林军统帅）。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汉成帝即位后第六年），由于外戚王氏擅权（皇太后王政君的娘家，汉成帝的舅舅家族），成帝身边敢于出谋划策谏言的刘向被逐渐边缘化，最后被赋予一个闲差，担任皇家图书馆——“天禄阁”的馆员，负责校勘“五经”和各种皇家典藏的秘籍，并在这个岗位上终老，度过了二十余年的余生。
从刘向的身世来看，他一生中的重要时光、主要经历和职责是作为皇帝近臣，随时规谏皇帝的过失、给皇帝提建议和出谋划策，本质上就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刘向的这种身份、地位和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现今所谓的“智囊”、“智库”、“顾问”的工作性质极为类似。最后虽然被政治“边缘化”，但这是他青史留名的开始。他的校勘工作，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皇家图书馆馆藏的图书进行分类、考订，并将主旨相同的内容摘抄汇集在一起。
这种图书校勘工作，对于一般人来讲也就是闲职虚度人生罢了，但是刘向——这个一生饱受儒家思想浸染，致力于建功立业匡正朝廷的人，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仍然不忘规谏皇帝、匡正朝廷，巩固皇权。说这是一种职业习惯也好，说这是一种“文以言志”——通过著书立说对个人际遇不得志的“反抗”也罢，总之，他的校勘工作时时处处透着一种出谋划策匡正社稷的思想。
任何思想无不打上人生经历的烙印，刘向亦如此。举个例子——他之辑录编纂《列女传》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深层次原因的。汉成帝即位开始，整个政权被垂帘听政的皇太后王政君和娘家人（外戚）王氏家族所把持，汉成帝个人生活方面，被昭仪（皇帝的嫔妃）赵飞燕姐妹迷惑得死去活来。赵飞燕后来被立为皇后，但赵皇后姐妹俩还不满足，还招来一批壮硕美男淫乱无度。刘向看到赵皇后如此秽乱，实在忍无可忍，但鉴于他此时图书馆馆员的身份不能接近皇帝直言相劝明白指出，只好微婉隐深通过引经据典，将此前的贤后贞妇兴国保家之事辑录成《列女传》呈献给汉成帝，以此讽劝汉成帝，盼望朝廷有所警悟。
《战国策》也是他在皇家图书馆担任馆员时所校勘辑录的众多典籍中的一种。《战国策》是一种什么样的书呢？与其说是历史典籍内容的整理——根据汉王朝皇家图书馆已有的典籍，把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史料中记载策士谋略的“策”集中起来，并按国别和年代编辑成卷的历史典籍——不如说是一部专门培养人才如何给皇帝、官员出谋划策提建议、并力图让他们采纳的案例集。古人从事教育的一个手段，即是收集历史上的事例，把事例作为教材交给后人。《战国策》虽然不是写刘向自己，但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从历史典籍中学会如何建言献策的本领，以辅佐国君治理国家、匡正朝廷。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刘向本人在年轻时就熟练掌握并通晓了这些历史典籍的片段，并触类旁通成为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三朝皇帝身边的近身顾问，随时出谋划策。此后被政治边缘化，担任皇家图书馆管理员一职正好让他有时间将毕生所学所悟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不管是哪种，其核心思想——立君、牧民、存社稷——都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最朴实的想法。
二、《战国策》的古与今
不过，很多伟大作品的思想和主旨常常被后世所篡改和误读。后世人随便解释前人的作品，就像随意编扎小女孩的辫子。前述刘向编纂的《列女传》后来成为封建社会训导妇女遵守礼法和三从四德的教科书，是对刘向本意的曲解：刘向的本意主要是规劝汉成帝警悟，而不是教女人们死守礼法和三从四德。
《战国策》也不例外。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刘向这部以“立君、牧民、存社稷”的儒家思想为主旨编纂的《战国策》的看法与其初衷完全相反——《战国策》这部集子自出来之后一直到现在，历代绝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对其都抱着“不齿为伍”的态度。之所以“不齿为伍”、避之唯恐不及，主要是因为《战国策》集录的全部是关于“谋略”的历史典籍，而知识分子将“谋略”、“策”、“术”等与用在个人身上的“心术不正”、“阴谋诡计”、“厚黑学”画上了等号。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不去研究国家、社稷和关乎百姓的大事而专注于个人安身立命和勾心斗角的“谋略”，实在是不登大雅之堂，这冒犯了正统教育的禁忌。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的教育典籍中，《战国策》被列为禁书：年轻人不能读这样的书，读多了会变坏，容易勾心斗角心术不正。如果真要读，也只能在读完正经后再读，也就是先读完儒家的四书、五经后再读，认为那样才可以学习这些“策”、“术”做“立君、牧民、存社稷”的正经事。
不过，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以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我们的有些看法正在改变，我们对“谋略”和对《战国策》及其思想认识的脉络正在逐渐清晰：原来我们所避讳的一些东西，在西方却非常盛行，而且作为“显学”大行其道，我们却反过来向西方学习这些理论和经验。如今，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专门开辟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战略、心理学等专业，专门来研究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规律，预测和影响未来事件的走势等等，我们从来不认为其会导致勾心斗角而拒绝将其引进。我们没有理由将同属一个门类的所谓的“谋略”、“心术”、“计策”排诸门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西方的这些学理与东方的比较，核心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正因为几千年来的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使得我们对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未充分挖掘：从西汉到民国，对《战国策》的研究和著述，基本上限于“考据”。所谓“考据”，也就是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考证真实的历史上有没有这么回事，有的话是什么时间。仅此而已。而哪里知道这是一部教人如何安身立命和安邦立国的教学材料！
三、《战国策》与“政治游说”
前面从刘向的生平来推断，《战国策》是一部专门培养人才如何给皇帝、官员出“谋”划“策”提建议并力图让他们采纳的案例集。“谋”、“策”出自于“策士”或“谋士”。古代的策士和谋士是专门讲谋略和策略学的人。谋和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阴谋诡计，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或措施的建议，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政策建议，小而言之，比如“城市交通拥堵怎么办”，“城市小广告多怎么办”，大而言之，“国破山河在，今后怎么办”，需要一个解决办法。这个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或措施的建议，就是“策”。
一个“策”能否被别人采纳，需要或明或暗施加一些影响，这些影响也就是所谓的“游说”。“游说”，指的是影响别人决策的行为。游说别人的人，被称为“说客”。“游说”在中国古已有之，其中最集中、最系统体现的一部著作即刘向编撰的《战国策》。
很多人误以为“游说”和“被游说”只发生在古代，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然。“游说”和“被游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社会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正常人身上。比如，公司薪水的高低、福利待遇的好坏影响员工去留的决策，亦即公司“高薪聘用”的广告实际上是一种游说；还比如，旨在求人办事的请人吃饭喝酒的饭局、企业专门设立公关部门对客户进行公关等，都是游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游说”与“被游说”的世界，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未察觉罢了。
本书采用“政治游说”这个词作为本书的书名，是对中国古典典籍《战国策》的核心思想的一种尝试性概括。那么，何谓“政治游说”？
“政治”的涵义，在东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东方，所谓的“政治”指的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而在西方，“政治（politics）”无处不在，不仅包括政府、政党的活动，而且包括单个个体在内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更侧重于：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就存在政治，而不管是个体层面的活动，还是组织、机构、团体层面的活动，还是国家层面的活动。这种“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就有政治”和中国的一句俗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非常相似。本书采用“政治游说”这个主题来概括《战国策》的各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将《战国策》的各篇章看作是一种“建立在利害基础之上的、旨在影响关键人物决策”的策文的集合。
事实上，从《战国策》整部集子的内容来看，它也确实是一部贯穿了“利”和“害”的“政治游说”案例集。所有篇章如果非要分类的话，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安身立命层面，实施游说的说客本人有利害关系夹杂其中，他们游说的目的要么是去达到个人进取性的理想目标，要么是转危为安、趋利避害。二是安邦治国层面，实施游说的个人本着公心利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来为其所服务之诸侯国出谋划策，并以让执政者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建议，使诸侯国内部各项事务朝着其预设的轨道运转。三是国际邦交层面，也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外交”，根据诸侯国际形势来纵横捭阖国际关系，处理国际事务，使其所服务的诸侯国利益最大化。当然，在政治游说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交错的、杂糅在一起的，是一个彼此联动的过程，很难区分纯粹属于哪一个层面。
采用“政治游说”作为主题也有与国际接轨的意思在里面。在当今的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政治游说（political lobbying）”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像兰德公司（RANDCoperation）、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e）、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美国国防部长论坛（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Defense）等公司或机构都充当这种角色，他们游说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手法非常多元，比如出具行业年度报告、趋势研究报告、民意调查报告，邀请政府要员参加研讨会，通过网络推手“制造”网络民意，联合各大媒体连续集中报道引起决策者注意，撰写政府决策人员参阅的内参等等。
毫无疑问，政治游说是一条极其隐蔽的战线。说它隐蔽，并不是说政治游说都是私下做的勾当，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游说是公开的，有时甚至是万众瞩目的。“隐蔽”的意思是其目的隐蔽，不容易被人所觉察。比如，我们看到美国很多从事游说的咨询公司出炉的调研报告或政策建议，大都有非常详实的调研数据来论证它们的政策建议，从形式和逻辑上有理有据，显得非常客观、有说服力，实际上极有可能是在数据之前就有结论了——让政府的政策朝其预设的方向转向。数据在其中的作用，不过是为了让建议显得不那么单调突兀。
当今中国的任何一种文化、思潮、观念、思想，要想走出国门被世界所认同并接受，都需要对外面世界的人们展开“游说”；当今中国的企业，要想利益全球化，摆脱世界各地的抵制，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同样需要“游说”；当今中国的外交，要想在全球政治体系中寻求一定的分量和地位，也需要“游说”。但我们似乎很少意识到这一点，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种“政治游说”的方法和手段。
这也是我今天重新翻译解读这部典籍的目的之所在。重新审视并翻译这部著作，主要是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视角，发掘我们本民族历史“故纸堆”中的进取性思想并古为今用。通过翻译解读，将民族的文化转变成大众的文化、甚至世界先进文化的一部分，这或许也是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强国”的要义之一罢。
四、关于本书
目前市面上关于《战国策》译、注、翻译的书籍可谓琳琅满目，本书再来译读《战国策》是不是多余？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将目前与《战国策》相关的书籍进行分类。根据已有书籍，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考据类。对《战国策》的考证和校注，考证每一策的有无、年代等，并进行字词等方面的校正释义。比如：高诱注《战国策：33卷》，宋代鲍彪校注、元代吴师道重校《战国策：10卷》，郭希汾辑注、王懋校订《战国策详注：33卷》，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这一类图书主要是一些历史学家和考据学者的著作。
二是文白翻译类。对《战国策》的翻译，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使之成为更多的人能阅读的通俗读物。这类作品主要有如下几类：
（1）选译选讲，选取若干篇章进行翻译解读，如：牛鸿恩、邱少华《战国策选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4年)，刘耀林《战国策故事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战国策选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贺德扬、刘焱《<战国策>选译》(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年)，刘忆萱《战国策选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任重、霍旭东《战国策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田兆元《战国策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赵丕杰《战国策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2）注释，对原文字词进行注释但是没有译文。如：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
（3）全译，对全文进行直白翻译，如：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扶汉、孟明《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何建章《白话战国策》(岳麓书社,1992年)等。
三是对《战国策》的版本、若干内容片段的研究，比如对战国策的词汇进行研究，对战国策的文化进行研究等。这多见于学者的研究。如：何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学术出版社,1972年)，熊宪光《战国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4年)，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中华书局，1991年)等。
四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快餐阅读，用诙谐调侃的言语组织成快餐阅读。如《取经战国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年），王立坤《我的战国我的策》（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等。
虽然上述作品有它自身的价值，不过，以上四类与《战国策》相关的读物目前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考证校注类图书：虽然可以众参方家评注，让我们通晓历史的真实一面，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历史学专家和古文方面的方家，需要熟知佶屈聱牙的先秦古文，并如此严谨的看待每一个字、词、篇、章。
文白翻译类：文白翻译本意是让古籍大众化，但是目前《战国策》的文白翻译类的通俗读物，有非常大的问题：（1）选译，只是让人获取了很少一部分知识。（2）直译居多，特别是古今文文字上完全一一对应翻译居多，根本不交代每一策的时间、背景、人物。这种翻译只顾及原文本身而不管事件发生的时间、大背景和当时的形势，读的人有几种体会：一是很多篇章感觉逻辑混乱不知所云，原因是翻译的人只是一一对应翻译，自己没有挖掘事件的时间、背景和其中的政治逻辑，甚者，翻译的时候曲解了原文的意思；二是理解浅薄，读者只能当一般故事读，看完之后基本上也只是拘泥于字面的理解，而不能通晓其宗，获得一些经验、技巧，以为今所用。
集相关策文之某一片段研究：往往只是管窥一斑，甚至有时还有点“穿凿附会”，明明策士提出的是一个解决方案，学者却偏偏生拉硬扯与文化、词汇扯上关系。我们并不是否定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读《战国策》，但是《战国策》的核心要义并不在文学，而在于其游说之术与史料价值。
网络时代的快餐阅读：虽然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是往往演绎过多让人野史、正史分不清，顾此失彼，造成一种历史的错觉。
本书与目前出版的、与《战国策》相关的书籍相比，有下面一些独特的方面：
一是提出“政治游说”为《战国策》的核心，并将其作为贯穿整部《战国策》的主线。《战国策》由494篇相对独立的策文组成，目前绝大多数《战国策》相关译著基本上没有一条主线，而是一策一个主题，非常零散。这也是目前所有关于《战国策》的图书采用“白话”、“文白对照”等名的原因。因为它们只注重了对原文文字上的一一对应翻译，而没有注重内容和思想上的归纳与统一。过去我们都讲《战国策》的语言文字很优美，但遗憾的是只将其限制在书面和文学上了，而不知道其指导实践的作用，也不知道其主线是一门关于“游说”的集著。本书找出了这条核心主线——政治游说。另外，考虑到《战国策》本身是一部教会如何进行“政治游说”的案例集，今天我们将其挖掘出来以飨读者，希望它能成为一本经世致用的教材，为让读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根据理解的需要，本书夹杂了一些现代的例子，便于理解学习。这是选题的独特角度。
二是为各篇章考证了本（时间或背景、缘起）、末（后果或结局）。为各篇章考证始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读这本书的人能设身处地根据当时的形势去思考其应对策略的创造性和游说手法的灵活性。当然，读者如能从中明白《战国策》所辑录的各篇章当为信史而非“伪作”，那当然是更大的幸事。
三是对照原文逐句翻译解读，在遵循文白直译的基础上较多地采用了意译和解读。意译和解读的目的，一是希望真正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将佶屈聱牙的先秦古文变为一部逻辑清晰、老少咸宜的大众读物；二是显示本书与其他《战国策》相关译著的不同，本著作的重点不在于字词的文字翻译，也不限于语言文字这一方面，而是在保持原意不变的情况下更侧重于每一策中政治的逻辑性、思想性和技巧性。
四是为策文的重要篇章考绘了战国形势图，并在译读中为战国古地名一一对应了今地名。一部《战国策》，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文白翻译这么简单，它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地理、历史、心理等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历史资料，翻译《战国策》的人本身需要有非常综合的知识面，并对这些专业知识有透彻理解。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有时间-空间的观念：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领土几乎年年都有盈缩变化，不了解当时的地形和疆域范围，是绝对不能体味其中的政治战略、外交策略的，更不用说去理解介入和反介入游说手法的创造性了。为使读者能把握当时的政治游说逻辑，以及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古为今用，本书根据需要考证并亲手绘制了近50幅战国不同时期的诸侯称雄形势图，主要目的是希望读这本书的人在“地缘政治”理念下更深刻理解策文核心。
五是本书的体例结构，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1）附原文，并对原文进行点校。先秦的典籍，在人名、地名上很独特，往往一字之差，一个点读之差，整个篇章的理解完全不同。为便于读者学习古文，本书保留了原文，并对原文进行了点读、校正：以下划线“_____”点读人名、地名，以下划波浪线“ ”点读书名，以“×(注：原文为“×”)”校正原文讹误，以“〔〕”删除原文增衍，以“（）”增补原文缺失。
（2）为方便阅读，本书按我所参考的底本——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南宋姚宏校注《战国策：33卷》（被黄丕烈编入《士礼居黄氏丛书：20种》，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的原始国别体例分列为三分册，其中：
第一分册包含东周策（凡28章）、西周策（凡17章）、秦策（凡64章）和齐策（凡58章）。
第二分册包含楚策（凡52章）、赵策（凡66章）、魏策（凡82章）。
第三分册包含韩策（凡70章）、燕策（凡32章）、宋卫策（凡15章）、中山策（凡10章）。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因本人才疏学浅，在本书的翻译解读中，参考了十数家的点校、注释、翻译和解读，作为普及性读物，因行文需要，除涉及具体观点和需考证的疑难之处有明确引文出处外，对个别字词句及所参考翻译的具体来源均未一一点出，只笼统以参考文献的形式提到。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来信指正。
[1]沈焱：《刘向的政治生涯与政治思想略述》，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