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得角共和国（葡萄牙语：República de Cabo Verde），简称佛得角，是一个位于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它横跨大西洋中部的10个火山岛，距离西非海岸线570公里。独立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国名“维德”在葡萄牙语意为“绿色”。人口约为50万，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首都普拉亚。
历史
当葡萄牙人在1456年到达之前，佛得角群岛尚无人居住，之后，佛得角群岛成为葡萄牙的一部份。由于该群岛位于非洲外海，佛得角群岛成了重要的港口，也成了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
1975年，部份由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英语：African Party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Guinea and Cape Verde）（葡萄牙语：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ência da Guiné e Cabo Verde, PAIGC）的努力，佛得角获得独立。独立之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试图要将都被该党控制的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统一成一个国家，但是1980年在几内亚比绍发生的一场政变使得这个计划中止。之后，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英语：African Party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Cape Verde）（葡萄牙语：Partido Africano da Independência de Cabo Verde, PAICV）一直控制佛得角到1991年的选举为止。2001年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在选举后再度执政。
政治
在1981年之前，佛得角一直由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统治，1981年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阿里斯蒂德斯·马里亚·佩雷拉另立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结束了佛得角与几内亚比绍两国一党的局面。1990年，在国内外压力下，佛得角开放了政治制度，采用多党制。1991年1月13日举行了首次多党派的选举，“争取民主运动”（葡萄牙语：Movemento para Democracia，MPD）在选举中击败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组建了新的政府。
相比其他非洲国家，佛得角政局稳定，未发生过重大政治冲突。
经济
游艇观光业
圣维森特岛
佛得角缺乏天然资源，但由于人口少，政治稳定，单靠旅游业，已足以成为非洲的安逸国家，生活质量位居非洲各国前列。除了旅游业外，主要经济来源还有移民汇款、农业等。主要贸易伙伴为葡萄牙，其他贸易伙伴有欧盟、美国、巴西和中国。 2008年7月23日佛得角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成为该组织第153个成员。
地理
位置与范围
佛得角卫星照片，摄于2002年12月
人口
大部份佛得角的居民都是白人殖民者与黑人奴隶混血的后裔。住在境外的佛得角人人数比境内还多，其中重要的佛得角人移民社区分布在美国（264900人）、葡萄牙（80000人）、安哥拉（45000人）。此外，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法国与荷兰也都有许多佛得角人。
佛得角师范大学
位于大西洋上的西非岛国佛得角，从地理位置而言是地道的非洲国家，但这个国家却十分“另类”，怎么看都缺少点“非洲味”。
佛得角只有4033平方公里，却有多达22个市。这些城市的建筑风格颇似南欧伊比利亚半岛，建筑普遍不高，多是尖顶小楼，辅以绿树成荫的街心小广场和古色古香的石子路，显得整洁安谧，和周边非洲国家新旧建筑错杂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这个岛国的生活节奏完全是南欧型的：一年中有1个月雷打不动的假期、完善的福利保证，甚至星期天所有主要商店都不开门，跟西班牙、法国如出一辙。
记者在街头看见的当地人肤色既不算很白，也不算很黑，与其说他们是黑人，还不如说他们像巴西人或是南欧的摩尔人。有趣的是，这些人不仅长得像巴西人，连风俗习惯也像。他们的狂欢节和巴西是同一天，狂欢的活动同样是花车游行和彻夜歌舞。不过佛得角人可不擅长跳复杂的非洲舞步，他们喜欢的是桑巴、街舞和南欧民间舞蹈。连广播电台里热播的歌曲，也是欧洲流行榜前十名的最新作品。
为什么这个西非国家如此欧化呢？在历史上，佛得角曾是欧、亚、非、美四洲商路的十字路口。那时，非洲的黑人并不擅长航海，也不谙熟水性，因此孤悬大西洋的佛得角并无固定居民。1456年葡萄牙人上岛时竟发现空无一人。看中了当地优越港口条件的葡萄牙人，将佛得角当作了南下和西进的中转站，许多人因此定居下来。由于劳动力不足，一些殖民者还引进了一些巴西奴隶。这些人和白人的混血被称为“克里奥尔人”，意思是“采用白人生活方式的混血儿”。
和人种、风俗一样欧洲化的还有佛得角的经济。该国自2008年1月起被正式划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高达2066美元，可谓直接和南欧国家接轨。该国不仅有丰富的旅游、航运和渔业资源，近来还发现了石油，加上国家小、人口少，日子自然过得富足。
不少当地人还觉得这样不够“欧化”，渴望拿到一本葡萄牙护照，到真正的欧洲生活。其实葡萄牙是欧洲较穷的国家，人均GDP跟佛得角也差不多，但一来语言相同，二来根据申根协定，只要拥有葡萄牙护照就可赴其他欧洲国家打工，因此现在在国外的佛得角人很多。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有规模不小的佛得角社区。
可不能因此认为佛得角人不爱国，由于实行双重国籍政策，这些加入外国籍的人仍是佛得角公民，他们也习惯于定期将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国内，侨汇收入一度是这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
佛得角这个西非岛国，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是要在世界地图上找出这个国家来，却很容易。你只要在世界地图上，往最西边一看，在非洲大陆边缘和地图边框之间的大西洋上，有一个小黑点，那就是佛得角。它在地理上距我们是那样的遥远，单是去那里的旅途，就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是十几年前，我所供职的单位受国家外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委托，到佛得角实施一个经援项目。我和其他三位工程技术人员，被单位指派为援佛专家组的先遣组，先期赴佛。我们接到通知后，就开始办理出国手续。出国手续办起来比较简单。取得护照后，就是办理佛得角的入境签证。那时佛得角还未在北京设立大使馆，我们只有办理“落地签证”——就是由佛得角移民局发来一纸同意函，同意我们到达入境口岸时发放签证，一般称之为“落地签证”。到佛得角没有直航班机，中途要在巴黎转机。但是按照国际惯例，只要不出机场，是无需办理法国过境签证的。所以，我们的出国手续，就是一纸落地签证函和一本空白护照，以及省外事办出具的出国证明（当时出国须持有省级外事部门出具的出国证明）。买好飞机票后，我们一行四人高兴地踏上了赴佛得角的旅途。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踏上的是一次充满艰辛的旅途。
先是在首都机场通过边检时，边防武警仔细查看了我们的落地签证函和省外办的出国证明，然后把我们的护照翻来翻去，也没有翻到任何签证。他立即露出了怀疑的目光，走出柜台，把我们请到了一边，询问我们因何出国？还有没有其他证明文件？我们费力地解释了半天，十分讨好地拿出了所有能够证明我们被公派出国的文件，包括外经贸部援外司下达的经援项目任务通知书等。似乎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他迟迟下不了放行的决心，通过对讲机叫来了他的上级。还好，他们一番商量之后，终于在空白护照上盖上离境章，予以放行。我们也终于登上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从北京飞往巴黎的飞机。
然而，麻烦并没有完结。飞机起飞不久，我们一边喝着空姐送上的冷饮，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座位前方的飞行状态显示屏。突然在屏幕上看到，这个航班还要经停上海。这才回想起，似乎在首都机场的显示屏上也看到过经停上海的提示，只不过当时没有在意而已。经停上海就意味着要在天上多飞几个小时，心中不免有些不快起来。到了上海虹桥机场才知道，这不仅是多飞几个小时的问题，还要求我们与在上海登机的旅客一道，重新办理出境手续。我感到有些奇怪，既然在首都机场办了出境手续，在上海就不该再办一次。如果在上海再办一次，就成了一天之内两次离境。那有一天内两次离境的道理呢？再说，以哪次离境时间为准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出个究竟来。现在想来，大约是我们在首都机场登机后，为我们办理离境手续的武警又想起了什么，觉得有些不妥，就通知了上海方面，所以上海方面才要求我们重新办理出境手续的吧？
虹桥机场的边检就没有那么容易通过了。好像他们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似的，耗费的时间更长。其间，为我们办手续的武警还打了好几次电话。由于距电话比较远，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一种可能是他在向上级请示，一种可能是我上面的猜测没有错：他是在和首都机场武警进行沟通。这次边检，与首都机场不同的是，经过一番审查和请示后，还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在离境单上写一份简短的保证书，写下“如果本人被原机送回，保证责任自负”的字样，然后才放行。这时,到巴黎的国际航班已被我们延迟了几十分钟。当我们穿过机舱向自己的座位走去时，看到两边座位上因为已经等得不耐烦，向我们投来的不大友好的目光，心里感到十分歉然。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飞机也终于起飞了。
从上海到巴黎要飞行约十二三个小时，但我们并不觉得漫长，因为我们乘的是“卧铺”飞机。是的，只要你运气足够好，赶上一趟乘客较少的班机，就可以一个人占一排座位，躺下睡大觉，享受“卧铺”待遇。就这样，我们乘着“卧铺”飞机到达了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
就在我们兴冲冲地找到法航柜台，办理转机手续时，一瓢冷水兜头浇来，把刚才坐“卧铺”的高兴劲冲得没有了踪影。法航服务小姐告诉我们，我们到达的是一号候机楼，而当天接转到佛得角的飞机是在二号候机楼。再一问，更傻眼了。戴高乐机场是如此之大，有三个候机楼，候机楼与候机楼之间的进出，须办理进出关手续。我们没有法国过境签证，当然出不了一号候机楼。
按说，依照国际惯例，这本来也是可以解决的。这之前我陪同一个省级代表团去斐济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时，机场方面依照国际通行作法，用专门的摆渡巴士，把我们这些无过境签证的旅客，送进另一个候机楼专设的入口就行了。
然而，办理转机手续的法航服务台小姐却露出了为难之色。她打了一通电话之后，过来了一位袅袅婷婷的法航小姐。这位漂亮的小姐用十分标准的英语问我们是否带得有美元，准备为我们办理临时过境签证。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转身离去。过了一会，她回来了，告诉我们，“不行。”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她说：“不是可以用专门的摆渡巴士把我们送过去吗？”她回答说：“以前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行了；甚至连临时过境签证也不让办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时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也没有心思去欣赏机场内那些漂亮的法国小姐了。
根据法航服务小姐的解释，我们到达戴高乐机场那天，大约是星期五，只有二号候机楼才有当天接转佛得角的飞机。如果要在一号候机楼转机，就要等到下周的星期二。我赶紧用随身携带的美元，兑换成法郎，给我国驻佛得角大使馆经参处打电话，汇报这个突发的情况，希望使馆能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这个问题。不巧的是，经参处无人接听电话。（后来才知道，即使电话打通了，使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于是返回法航柜台，商量还有没有其他变通的办法。法航小姐说，可以先飞到塞内加尔再转机去佛得角。但我们考虑到当时我国与塞内加尔无外交关系，我们又持的是空白护照，如果在那里遇到问题更难办，就没有同意。她又建议飞到法兰克福转机，但一查，好像还是要绕到塞内加尔去。看来是无法可想了。事已至此，我们谢谢了法航小姐的帮助后，把心一横：不就是要在机场内待几天吗？我刚才去给驻佛经参处打电话时已经侦察过，机场内又有吃又有喝，还有沙发可睡，而我们手里有的是美元，完全可以在机场内度过这几天，等下周到佛得角的航班。
然而，问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在我们找到一处沙发躺下休息的时候，国航驻巴黎航站的站长找来了。可见法航方面已把我们的情况通报了国航巴黎航站。我们一见到站长先生，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以为他带来了转机的办法。然而，他不是来帮助我们转机的。经过他的解释，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本来不成问题的事，现有成了大问题。原来，那段时间，因为法国对台湾出售军舰，我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两国外交关系处于低潮。所以，机场方面对中国旅客遇到的此类问题，统统不予提供方便。这种情况有点像俗话说的“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而且偏偏让我们给赶上了。站长先生十分客气地对我们说，“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原机返回吧，国航免收你们的返程费用。”想到又要飞行十二三个小时，而且不一定有“卧铺”待遇了，返程就变为了畏途。我们告诉他，“我们不想原机返回。我们决定在机场内待几天，等下周转机。”他一听就急了，赶忙说：“那不行。机场晚上要清场，像你们这样滞留机场，查到了被拘留不说，机场方面还要对国航罚款。有一个人滞留，就要向国航罚款二万法郎，你们四个人，光罚款就是八万法朗。那可不得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算是彻底绝望了，只有接受原机返回的事实。
当我们跟随着站长先生向登机口走去的时候，我一边走一边想：难怪站长先生一开始就说免费把我们送回去，看起来好像国航很慷慨似的，原来还有罚款一说；同时也想起了在虹桥机场写下的保证书，不觉对上海边防武警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他们的先见之明，也为他们的谨慎。
这时距我们到达戴高乐机场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就是说，把我们送来的那架班机已经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我们踏上飞机的时候，广播里还传来空姐要求乘客们耐心等待的声音。这次我们穿过机舱时，两旁投过来的是比在上海时还要难看的目光。而且，果然不现所料，飞机上几乎座无虚席，没有了“卧铺”。
第二天到达首都机场时，我们的腿已快肿得走不动路了。
次日，在西单民航售票处一打听，这里就可以办理退票和换票手续，而不必回成都办理。心里顿感一热，觉得民航的服务还真不错。这时出来一位热心的主管，听完我们可怜的遭遇后，拿出一本厚厚的，像是国际航班售票指南之类的书。书上清清楚楚地载明，要在戴高乐机场当天转机到佛得角的话，是乘国航到达二号候机楼的航班。大概是成都的售票人员粗心，也可能是成都没有这样的书，使我尝到了一次原机返回的滋味。
第二次再去就比较顺利了。飞到巴黎转机后，又在空中飞行了六个小时，到达佛得角的萨尔国际机场；接着换乘双引擎小飞机，再飞行约一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佛得角首都普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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